1935年2月初，潘汉年突然从长征队伍中消失了。
那时，遵义会议刚刚结束，中央红军正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夜幕降临时，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博古的房间，而这个人正是我们党的一位传奇人物——潘汉年。
两人进屋后，博古立刻关上门，开始低声交谈。整个对话没有外人知道具体内容，直到四小时后的深夜，潘汉年才独自离开。此后，他就从长征队伍中消失，直到一年多后，他才在陕北重新露面。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举人，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秀才。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台，但潘汉年家族的社会地位依旧稳固，父亲继续从政，声望很高。潘汉年继承了家族的优良基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便成为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还与鲁迅成为朋友。
展开剩余83%年仅21岁时，潘汉年已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此之前，他就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尽管潘汉年看起来像个书生，举止斯文，但他内心强大，头脑敏锐，做事果断。当他进入革命军队后，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工作能力和卓越的领导力。
1931年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负责特科的工作，主管情报与保卫工作。凭借其出色的才华与工作能力，潘汉年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并先后担任过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在红军进行长征时，潘汉年已是29岁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按级别与林彪、彭德怀的军团长职务相当。
博古与潘汉年同为江苏人，年纪也相近。博古自年轻时便显露出非凡的才智，早早就投身革命，1926年留学莫斯科并与王明同学，快速晋升。到1930年，他已经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且在1933年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之一。虽然博古的年纪较轻，但他的决定深刻影响了红军和革命的进程。
然而，博古的领导并非没有问题。1933年冬，福建十九路军发生反蒋事变，博古却因不支持与之合作，导致该军孤军奋战，最终被蒋介石镇压。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和李德未能正确评估敌我形势，硬是与敌人展开堡垒战，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被迫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参会的同志们一致指出博古的问题，而博古自己也勇敢承认错误。这场历史性的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领导地位，确定了毛主席作为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
但要正式完成领导更替，还需要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的中国革命受共产国际领导，党的决策和领导人变动必须获得其同意。党中央决定派人向共产国际报告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领导班子的变动，并寻求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认。
本应通过电报联络，但由于叛徒泄露消息，上海的中央局被敌人摧毁，通讯设备被没收。这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被切断，必须派人亲自赴莫斯科汇报。这时，大家一致认为潘汉年是最合适的人选。
潘汉年才智过人，记忆力极强，且曾多次参与关键的谈判工作，例如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成功为红军争取了通过广东的机会。因此，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莫斯科，确保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不出差错。
博古与潘汉年密谈，详尽地向他说明了遵义会议的经过，特别是关于权力交接的具体事项。博古强调，向共产国际报告时，必须阐明交权的重要性，并确保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接管军委。
这次长谈近四小时，直到博古确认潘汉年已经完全记下了所有细节。随后，潘汉年开始准备出发。
在潘汉年出发前，陈云也与他进行了详细沟通，商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两人决定分开行动，以确保安全。潘汉年化名“杨涛”，装扮成商人，与一名烟贩同行。通过与烟贩们的交情，潘汉年成功脱险，借道贵阳、广西，最终抵达香港。
两个月后，潘汉年抵达上海，与潘渭年见面，但由于上海的局势不稳，他很快返回香港，并通过叶挺将军的人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35年9月，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并与王明进行了详细汇报，向他说明了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战略的转移。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张闻天成为中共临时负责人，潘汉年成功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
1936年4月，潘汉年再次启程返回中国，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在关键时刻为党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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