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勋和文敏生来到河南后，对纪登奎特别看重。原因有二：一是纪登奎确实有很强的能力，二是毛泽东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曾特别提到，吴芝圃应该多听听纪登奎的意见，但吴芝圃并不以为然；而刘建勋则更加重视纪登奎的想法。
1962年7月24日，刘建勋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介绍河南在应对严重春荒和盐碱地区贫困时采取的“借地自救”办法。报告中指出，河南在豫北、豫东盐碱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为了解决农民困境，实施了借地政策。在盐碱化严重的地区，大约400万人口的农民借地和自留地的耕地比例达28.6%；而在其他地区，大约4000万人口的农民，借地加自留地的耕地比例为16.5%。虽然这个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集体肥料和工时的争夺，但整体上得到了农民的认可。许多农民称这个办法为“救命政策”，它既能减少人口流失，又能吸引外流的劳动力回来。
河南的借地政策以及纪登奎在洛阳处理“共产风”的做法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1962年7月，刘建勋和耿起昌前往北京汇报河南的借地及包产到户情况，刘少奇对此非常重视。随后，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除了刘建勋和文敏生，还特别邀请了纪登奎参加，并要求刘建勋准备发言材料，介绍河南的借地经验。
展开剩余67%然而，到了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刘建勋本打算介绍借地经验，却因局势突变感到十分紧张。当天，他和纪登奎在海滩上散步时，刘建勋忧虑地问纪登奎：“现在怎么办？”
纪登奎灵机一动，立即建议刘建勋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主动检讨，并请求毛泽东的原谅。两人回到住所后，立即开始起草《刘建勋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向毛泽东承认借地政策存在问题，并表示愿意改正。此举得到了中南局领导陶铸和王任重的支持，他们也在毛泽东面前为刘建勋辩护，指出河南的特殊情况和借地政策作为应急措施的必要性。毛泽东没有对刘建勋进行追究，局势暂时平息。
刘建勋非常赞赏纪登奎的机智，从此对纪登奎更为信任。
9月下旬，刘建勋参加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随后返回郑州主持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农业生产等问题。会议上，他向干部们传达了中央全会精神，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并批判“单干风”。但在农村政策上，刘建勋并没有马上做出偏左的调整。
到了10月16日下午，刘建勋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河南一年多来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克服了平均主义，减少了征购任务，允许社员保留自留地，推动了自由市场，实施借地政策成功帮助农民度过春荒，尤其是在灾区，效果更为显著。他也提到，少数地区借地过多，影响了集体经济，要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纪登奎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回到他在孟津县的金村蹲点。这年春天，他在金村推行借地政策时，村里的袁清瑞队长提出，借地虽然是应急措施，但要从长远看，应该关注土地的产量和包产到组的方式。纪登奎听后表示支持，鼓励袁清瑞大胆试验，并表示不管结果如何，都要摸索并尝试。这一做法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当年小麦增产效果明显。但当纪登奎回到金村时，看到袁清瑞得意洋洋地汇报成果时，纪登奎却提醒他说：“这个事不要再提了，这种做法已经被中央批评过了。”这显示了纪登奎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识时务的智慧。
对纪登奎应变能力的看法：
纪登奎无疑是一位具有非常高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的领导者。在危急时刻，他能快速判断形势，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他巧妙地为刘建勋解决了借地政策引发的麻烦，及时提出写信向毛泽东检讨，避免了更大的政治风险。此外，他支持袁清瑞大胆试验包产到组的做法，体现了他灵活应对基层实际情况的能力。纪登奎的这些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在复杂政治局面中的敏捷应对，也显示出他深厚的政治眼光和务实精神。
发布于：天津市网上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